我家原籍在哈佛尔市。全家共五口人：父亲、母亲、两个姐姐和我。家里没有什么钱，只靠父亲每天从早到晚工作，挣来不多的工资，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由于家庭生活不宽裕，母亲很苦恼。她经常拿一些尖酸刻薄的话责备父亲。每逢这时，父亲就用手去抹脑门，仿佛要擦去那根本不存在的汗珠，痛苦地一言不发。看到父亲的这种姿势，我心里难受极了。

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节俭。吃的饭食很简单，从来不请客。日用品买的都是减价品。我们家生活虽不富裕，可每到星期天，全家却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

每到海堤上，一看到从遥远的、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国家来的大海轮开进港口时，我父亲就要一字不变地重复着他那句话：“嗨！要是于勒就在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

我的叔叔于勒，在以前曾是全家最憎恶的人。他动身到美洲去以前的全部生活细节，我都一清二楚，而且是那样熟悉。因为，我曾经偷偷地听见家里人低声细语地谈论过他。

据说，他早先品行不好，曾经挥霍掉不少钱，逼得他的父母卖了微薄的家产。在穷人家里，吃喝玩乐乱花钱是一种最大的罪恶。当年，大家认为于勒叔叔是一个坏蛋，一个无赖。

于勒叔叔把他自己应得的那份遗产花得精光之后，还动用了我父亲所指望的那一份遗产的一大部份。于是，家里人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上一只从哈佛尔城开往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

到了纽约，于勒叔叔就做上了一种买卖。不久他来信说，他赚了点钱，愿意赔偿他给我父亲所造成的损失。这封信使我们全家都很激动，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是一个正派而有良心的小伙子，他跟我们家的人一样廉洁而又正直。

两年以后，于勒叔叔又来了一封信。他说他要到南美长期旅行，几年之内不写信，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这封信成了我们全家的希望，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人家看。

果然，十年了，于勒叔叔没有再来过信。时间越长，我父亲的希望就越大。我母亲也经常说：“这个好心的于勒有朝一日回来，我们的景况就会变样儿了。他这个人可是有办法。”

大家设想于勒叔叔回来后的各种计划，打算用叔叔的钱买一所好的房屋和其它物品。大姐那年二十八岁，二姐二十六岁。因为没有钱，她们还都没有结婚。这是大家非常发愁的事。

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个职员，没有什么钱，但名声很好。一天晚上，我们拿出来于勒叔叔的信来给他看，于是他便决定和二姐结婚。

我的父母亲赶快表示同意。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之后，全家要到哲赛岛去游玩一次。

据说，哲赛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的地方。乘邮船过海，只要两个小时便能到达。我们大家都时刻盼望这次旅游。

旅游的日子终于到了。在码头上，我父亲慌张地监视着把我们的三个包裹搬到船上。我母亲心情不安地挽着大姐的胳膊。自二姐出嫁后，大姐总是失魂落魄似的。

轮船鸣笛了，我们都上了船，轮船离开海岸越来越远，向着平坦绿色的大海驶去。我们看着海岸渐渐消失，感到幸福而又快活，象那些很少旅行的人一样豪情满怀。

我的父亲挺着肚子，在他周围散发着汽油味，因为他的大礼服，在当天早上被家里人用汽油仔细地擦洗过。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举止风雅的太太吃牡蛎。

一个衣服褴褛的老水手拿着小刀，一下就撬开了牡蛎，递给那两位先生，再由他们传给两位太太。

太太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块精致的手绢托着牡蛎壳，嘴向前伸着，免得弄脏了袍子，然后嘴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蛎壳扔到海里。

我父亲被她们吃牡蛎的讲究法吸引了。他认为这是又雅致又高级的派头。于是走近我的母亲和两个姐姐问：“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

我的两个姐姐马上拍手赞成。但母亲怕花钱，她踌躇着不高兴地说：“我怕伤胃，让孩子们吃吧，可别吃多了，吃多了会生病的。”然后转过身对着我，又说：“至于若瑟夫，他用不着吃这种东西，别把男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心里很不高兴。只好看着父亲大模大样地带着两个姐姐和二姐夫向那个衣服褴褛的老水手走去。

刚好那两位太太才走开。我父亲教给两个姐姐怎样吃，才不致叫汁水流出来。他还拿起了一个牡蛎做样子。

父亲试着要模仿那两位太太，可一眨眼却把汁水通通倒翻在大礼服上。母亲在一旁嘟哝着说：“这老头子，净找事。”

忽然，我父亲变得局促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了看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就赶紧向我们走来。

父亲脸色苍白，眼色也变得异样。他低声对我母亲说：“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样象于勒？”

母亲非常吃惊，赶紧问道：“哪个于勒？”父亲接着说：“就……就是我的弟弟 ……如果我不是知道他现在在美洲，地位不错，那我真会以为就是他哩。”

我的母亲吓得嘟囔着说：“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还胡说八道？”可是我的父亲还坚持说：“我的太太，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亲眼看一看，弄个明白。”

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水手，他满脸皱纹，又老又脏，眼睛一直盯着手里忙着的活儿。

一会儿，母亲回来了，她在颤抖，很快地说：“我看就是他。你向船长打听一下吧！可要特别小心，别叫这个家伙又回来吃咱们！”

我父亲奉命赶紧去了。我跟在他的后面，心里感到异常紧张。

船长是个高个儿，人很瘦，留着长胡子，在船的顶层正神气十足地散着步。我父亲走近他，说了很多恭维话。

末了，我父亲连嗓音都变了，问道：“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老头，这个人倒很有趣，您知道点儿这个家伙的底细吗？”

船长恼了，冷冷地答道：“他是个年老的法国流浪汉，去年我在美洲碰到的，我就把他带回法国。据说他还有亲属，不过他不愿回他们身边，因为他欠了他们的钱。他叫于勒，姓达尔芒司——也不知还是达尔汪司。”

我父亲脸色早已煞白，眼神惶乱，哑着嗓子说：“啊！啊！原来如此，如此···我早就看出来了！···谢谢您，船长。”

说完，父亲就赶紧走开了。弄得船长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背影。

父亲回到我母亲身旁，是那么神色紧张，母亲赶紧地对他说：“快坐下，别叫几个孩子们发觉出了什么来。

父亲一下子跌坐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是他··就是他。”过了一会儿，他冷静下来，转身问母亲“们怎么办呢？”

母亲马上回答：“快把孩子们从他身边领开。既然若瑟夫全知道了，那就让他去找姐姐们，要特别留心别让咱们的女婿疑心。”

此刻，父亲显得非常颓丧。他低声嘟哝着：“出大乱子了！”

母亲突然也暴怒起来，她说：“我一直在想，这个贼绝不会有出息，他早晚总还要回来拖累我们！对你们家还能再有什么指望吗？··”

这时我父亲又象平时受母亲责备那样，用自己的手去抹了抹脑门。

母亲又接着说：“你把钱交给若瑟夫，让他去付清牡蛎的钱。咱们快到船的那头去，别让那坏蛋挨近咱们。要是这个无赖认出我们来，那可就热闹了。”

母亲站起来，交给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然后他们就赶紧走开了。我的两个姐姐正在等着父亲，看到我拿钱来了，都感到很奇怪。我只好说谎：“妈妈有点晕船。”

我又问那个卖牡蛎的：“先生，该给您多少钱？”这时，我真想叫他一声叔叔。 他回答道：“两法郎五生丁。”我把五法郎的银币交给他，他便找钱给我。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又看看他那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饱含着辛酸。

我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他很感激我，用着乞丐接到别人施舍时的声调说：“上帝保佑您，年轻的先生。”听了这种声调，我想，他在南美一定要过饭。

两个姐姐用眼盯看着我，对于我的慷慨，她们感到非常惊讶。

等我把两法郎交给父亲，母亲吃了一惊，问：“吃了三个法郎？…………这怎么可能？”我说：“我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

母亲吓了一跳，盯住我说：“你疯了！拿十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流氓！”母亲打住了，不再说下去了。因为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

后来，大家都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天边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仿佛从海里冒出来，我想那一定是哲赛岛了。

当船靠近堤岸时，我心里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愿望：我想再看一看我的叔叔于勒，想挨近他，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

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因为没有人再吃牡蛎。这个可怜的人已经回到他所住的恶浊难闻的舱底去了。

游览回来时，我们改乘了圣玛罗船，为的是怕再碰上于勒。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的叔叔于勒。可是，我总在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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