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伟壮丽的长江，千百年来，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脉，哺育着亿万人民；闻一多，就诞生在长江边的湖北浠水县。封建的家庭教育，使他成为性喜安静、酷爱书本、勤勉拘谨的老成少年。
一九一三年，闻一多十五岁，考进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他爱读梁启超笔锋带有浓烈感情的文章，景慕他改良派的思想。闻一多开始具有启蒙的政治观念。
清华园的围墙又高又厚，但是阻挡不了世界和中国政治局势的冲击。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开始时许多青年尚犹豫不决，闻一多深夜写了岳飞的《满江红》词张贴 在饭厅门口，引起了沉寂的清华园剧烈的震动。
清华学生在北京进步学生的推动下，投入了这个划时代的伟大运动，闻一多担任学生会的秘书和宣传工作，代表清华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联会议。他努力提倡民主和科学，揭露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
一九二一年，按照清华规定，闻一多应届毕业，将赴美国留学。这时发生了北洋军阀毒打要求补发欠薪的大学教职员事件。清华学生会决定与北京的大、中、小学一起罢课抗议。
受美帝国主义指使的学校当局，采取高压手段，企图以开除迫使学生终止罢课。闻一多和正直的同学没有屈服。
学校当局改换手法分化学生，宣称只要悔过，可以不予处分。有些人屈服了，出洋了。闻一多认为自己没有错，宁可留级，也不悔过，结果被无理地推迟一年卒业。在踏上人生大道第一步时，他经受住了这一次考验。
一九二二年，闻一多离国赴美留学，他的心情正如他后来在《回顾》一诗中所说：“九年底清华底生活，/回头一看——/是秋夜里一片沙漠，/却露着一颗萤火，/越望越光明，/四围是迷茫莫测的凄凉黑暗。”
闻一多在美学习绘画。他既感到祖国落后，应该进步；又发现美国蔑视华侨，内心十分愤怒。他在《太阳吟》诗中写道：“太阳啊，这不是我的山川，太阳！/这里的风云另带一般颜色，/这里鸟儿唱的调子格外凄凉。
闻一多在美度过了第一年。他写的著名论《〈女神〉的时代精神》，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女神》的成就；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经郭沫若协助在上海出版。通过《女神》和《红烛》，两位诗人结为了亲密的文字之交。
闻一多眷怀祖国，在《爱国的心》这首诗中，表白了他对祖国的感情：“...这心腹里海棠叶形，/是中华版图的缩本，/谁能偷去伊的版图，/谁能偷得去我的心。”一九二五年五月，他终于忍受不了对祖国的思念，提前回国。
海轮抵达上海，他马上脱去三年来穿的洋装，从此一直长袍步履，很难识出他是以浪漫情调知名的诗人。当时正掀起伟大的“五州”反帝运动，广大人民的怒吼声，使他深蕴的爱国热情更为炽热，他喊道：这才是“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接受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的聘请，担任教务长。他偕夫人高孝贞和孩子一同北上。
闻一多的寓所成为诗人聚会的地方。他们在《晨报》上创办了《诗镌》。闻一多著名诗篇《死水》，诅咒了军阀统治的黑暗社会：“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闻一多原想在美术、戏剧事业上，对社会有所贡献，但在军阀罪恶的统治下，他无可奈何地不断变换工作。一九二七年春，北伐战争取得胜利，他满怀豪情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负责总政治部艺术方面的工作。
军中生活对在旧书斋生活多年的闻一多来说，颇难适应。特别是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活动，使思想单纯的闻一多对现实感到迷惘。他带着这种心情离开武汉回到了上海，在国立政治大学任教。
革命巨浪汹涌澎湃地卷到上海，周恩来直接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迫使北洋军阀军警扯起投降的白旗。闻一多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上海人民欢庆革命胜利的时刻，蒋介石挥舞屠刀，大规模地屠杀共产党人。
闻一多陷入深沉的悲痛之中，对残暴的刽子手万分痛恨，对受害者无比同情。他在革命高潮中曾受到过感染，不愿与靠血腥屠杀爬上统治“宝座”的人合作，因而拒绝蒋介石对他的拉拢，避居到潘光旦教授家里。
闻一多的朋友办了个“新月”书店，后来又出版《新月》杂志，在朋友的力促之下，他担任了编辑。由于后来《新月》杂志成员渐杂，成了左翼进步文艺的对立面，背离了他的初衷，不久，他就辞去了编辑职务。
闻一多应聘到中央大学任教。他的兴趣从西洋文学转入中国古典文学，写出《唐诗统笺》、《全唐诗选》。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于一九二八年出版，这些诗表达了他对祖国人民的热爱。
闻一多在武汉大学等校执教之后，于一九三二年回到清华园，住在新南院。藤萝爬满墙垣，松竹投下绿荫，他开始了自称为“向内发展的路”，从唐诗上溯先秦，致力于《诗经》、《楚辞》以及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等的研究。
在那些年月里，闻一多对考据学钻得太深，离现实自然也越远。但作为一个爱国诗地连声称赞：“这些人有骨头！这才像个中国人！”人，面临日寇的军事侵略，不能不感到国难的危急。当听到东北义勇军的消息，他就会兴奋
中国共产党发出救亡图存的号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学生纷纷组织起来，为要求民主、抗日、反对内战、反对侵略而斗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国民党悍然在北平屠杀爱国请愿的学生，爆发了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
闻一多所在的清华大学，当时是学生运动的中坚，规模远远超过“五四”时代。闻一多思想有些停滞，没有直接参加斗争，但学生受迫害需要掩护，宣传需要经济上的支持，他总是积极地提供帮助。
国难当头，学生们凄然地说：“后悔不该学什么古典，它和现实有何关联？”这些话像冷水浇在闻一多头上，他感情诚挚地说：“外国都有专人研究中国的东西，难道我们能弃置不顾，搞古董也不能说是没有一点现实意义啊！
抱着这种强烈的愿望，闻一多抢时间抓紧研究工作。一九三六年夏，他赶往河南安阳，调查甲骨文发掘情况。他在古文字上的劳动，为我们研究了解古代社会生活、阶级、政治情况和古代文献，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正当闻一多钻研新得到的甲骨文拓片和照片，整个身心沉浸在古字的诠释与考证之中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抗日战争的炮声打响了。他还以为是日本侵略军又在搞军事演习。枪炮声时断时续，他不得不停止了工作。
第二天，一切都清楚了，日本侵略者在芦沟桥发动了妄图灭亡中国的战争。闻一多“向内发展的道路”受到阻扰，不免有些惋惜，但使他兴奋的是，整个民族多年忍气吞声的日子，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
日寇很快侵占了北平。就在北平沦入敌手的前十天，他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环顾四壁藏书，门前绿油油的草地，以及亲手种植的竹丛小树，悄然离开故都南下。
在武汉，闻一多遇见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两人神交十多年，这第一次会晤，使他俩高兴万分。当时，闻一多还不能正确估计党对于抗战的领导作用，但对于党在大敌当前共赴国难的主动精神，深具好感。
清华、北大、南开在湖南合并成立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风景如画。但自然风光没能留住青年学生，许多人去延安或去参加新四军。当学生来向闻一多告别时，他对学生参加革命无比兴奋，又惋惜学校少了好学生。
十二月初，日寇侵占南京，进攻武汉，长沙经常遭到敌机轰炸。临时大学决定搬迁到昆明，一部分人经香港由滇越铁路去昆明，一部分人组织“湘黔滇旅行团”入滇。校方和亲友都劝闻一多经香港去昆明，但是他却决定参加旅行团。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黄昏，五条大木船分载师生从湘江入洞庭湖，穿过湘北一带地方。生活变得如此奇特和新鲜，闻一多坐在船梢，轻轻哼起《伏尔加河船夫曲》。
抵达益阳后，弃船登陆，进入湘西山区。这里漫山遍野是松杉桐茶，十分富饶，但人民生活却异常贫困。闻一多重新握起搁置了十多年的画笔，图绘祖国山川，记录人民生活，作了近百幅写生画。
闻一多沿途和学生搜集兄弟民族的习俗、语言、民歌民谣和传说神话。路过贵州黄平，碰上苗胞“赶场”，五色缤纷的头饰和衣着，引起他对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兴趣，在讲授课程上，增添了生动的内容。
行程再往西伸展，过去听到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故事，一一得到证实。反动派沿途修建的碉堡密布，村镇沦为废墟。闻一多亲自访问穷苦农民，从他们那有顾虑但对红军充满怀念之情的声音里，他受到深深的感动。
经过六十八天的艰苦行程，一九三八年四月的一天，闻一多他们胜利地抵达昆明。闻一多抚着飘拂的美髯，向前来欢迎的人群发出誓言说：“这一把胡子，是因抗战失利，向后方撤退蓄起来的，一定要抗战胜利才把它刮掉！
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文字院设在蒙自。闻一多住在原法国商人的歌卢士洋行楼上的教员宿舍。他整天闭门不出，几乎连楼都不下，同事戏称他的宿舍为“何妨一下楼”，称他为“何妨一下楼主人”。
闻一多在学校继续开讲《尔雅》、《楚辞》等课。万恶的日寇从这年秋天起，对大后方实行所谓“疲劳轰炸”，不断空袭没有防空设施的昆明，往往警报拉响，敌机已临上空。闻一多这天在大西门外遇到空袭，头部被弹片击伤。
一九三九年间，昆明兴起话剧演出活动，进步学生组成了“联大剧艺社”，演出了《阿Q正传》、《原野》。闻一多兴致勃勃地担任了舞台和服装设计。他为《原野》剧中的金子到拍卖行选红棉袄，为仇虎设计缎大褂。
《原野》演出的成功，轰动了山城，也轰动了蒋管区的大后方。报章杂志上，刊登了闻一多长髯飘拂的照片，这位多年埋首故纸堆中的艺术家脸上，洋溢着喜悦。正像他自己说的：“童心复萌”，“恢复故我”。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使许多人更认清了国民党的面目。西南联大也受到蒋政权的凶恶镇压，闻一多这天发现几个成绩很好的学生没来上课，吃惊地问：“他们怎么没来？到哪里去了？”
这期间，在国民党残酷压榨下，除了少数从商从政长袖善舞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的教授生活异常困苦。闻一多不事积蓄，更为艰难。他既无物资准备，又缺乏思想准备，最初应付艰苦的办法，只有变卖衣物，借支薪水。
闻一多住在贫民窟里，与兄弟闻家驷教授合租两间破楼。两家共有十多口人，晚上孩子们都睡在楼板上；碰上落雨天，雨点就从瓦缝滴到房里。白天黑夜，吵吵嚷嚷，使得闻一多不能好好休息和工作。
闻一多一家原来还能维持一日三餐，以腌菜、白水煮白菜、粉条佐饭，还能吃些他誉之为“白肉”的豆腐。后来三顿改成两顿，再后来是一干一稀。孩子们有时饿得难过，他就说：“这是抗战，吃点苦应该的，等胜利了就好啦！”
为了节省开支，闻一多把家搬到郊区陈家营。因为柴炭太贵，烧热水不经济，早上他总是带着孩子到村边小河里去洗冷水脸。
村子离昆明二十多里路，坐马车费钱，他提着手杖，背着书包，步行进城。在城里住一宿，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连着把课上完，又步行回去。他穿着旧长衫，昔日的黑缎马褂，早就典当了。
闻一多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从不因私事耽误学生的课业。每次上课来回虽然要走几十里路，他总是准时走进课堂，拍拍身上的尘土，开始那充满风趣的讲课。从他和悦的脸上，很难看出他正受着艰苦的折磨。
生活如此困难，闻一多从不祈求亲友帮助。有个同学投靠国民党当了教育部次长，多次想拉他做官，因公到昆明时特地去看望他，见他清贫如洗，摇头说：“何苦如此刻苦自己嘛！至少也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
闻一多回答说：“我们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现在你那儿我不能去！”对方问他为什么。他说得很简单：“你那儿同过去不一样了，那里是衙门，那里有官气！”那位老朋友从此也真的和他分手不再往来了。
闻一多有位从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他从不上门去表示亲热。他还告诫孩子：“正因为我们生活正直，不做贪官污吏，也不发国难财，才宁愿挨饿。穷也要穷得有骨气！
闻一多在政治低潮中所表现的正义感，学术上表现的求实务新精神，深受党的关注。进步学生愿和他亲近，在书刊新闻被严密封锁的时代，时常带些《国家与革命》等书给他看。通过这些接触，他同党逐步有了联系。
有一次，学生去看望他，见他正在看书，不想打扰。正要出门时，他举起英文版《联共党史》高兴地说：“这是一本宝书！有了这个榜样，又有人在认真学，中国有希望了。”
闻一多的思想和过去有了不同，对过去的爱憎褒贬也不同了。十多年故纸堆的生活，使他能分清其中的精华和糟粕。有一次，他对自己作了这样的估价：“我是杀蠹的芸香。
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政治的动荡，广大人民生活日益贫困，闻一多的光景也每况愈下。他一月薪水只能勉强维持十天，不得不搜罗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不时到街上摆个地摊，换几个钱来买菜买米。
国民党当局获知闻一多的处境，又从公私两路进行夹攻。先是由那位当了教育部次长的“好友”，再次出面写信拉拢，说当局为了复兴救国，求才若渴，希望他到重庆去。他轻蔑地把来信扔到炉灶里。
接着，重庆国民党办的“独立出版社”，约闻一多写《屈原传》。闻一多过去发表过低估屈原的言论，现在他们企图假“权威”之手，反击进步文艺界。闻一多得知阴谋，扬弃了原先的认识，明确地把屈原称为“人民的诗人”。
闻一多已经投入战斗，但战士却充满后顾之忧。他八口之家，温饱都难保证。昆明接近象牙产区，欣赏和收藏牙章颇为盛行，老朋友知道他擅长篆刻，因此鼓励他业余“公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改善生活。
浦江清教授热心地为他写了介绍文启，登在报上。从此，昆明出现了“闻一多治印”的牌子，学生办的报刊社，自愿地成为他收件的“代办处”。
闻一多有家学渊源，早年又专攻艺术，于雕刻和图案都有独到之处，对治印这门传统艺术有很深的修养，慕名而来的日渐增多，治印收入使生活有了改善。他的中指由于刻印磨起了厚茧，他解嘲地说：“我是个手工业者！”
有些官僚也攀附风雅。国民党党棍、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派人送来一方大象牙，请他刻个图章，润金丰厚。他把这当作对自己的侮辱，坚决地把象牙和钱退了回去。
一九四四年春天，学生成立“新诗社”，请他做导师，他欣然接受，勉励大家成为时代的鼓手，不仅要作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他相信年轻人在这年头，会明白究竟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纪念“五四”二十五周年前夕，闻一多应邀参加了学生举办的晚会。一位国民党的教授，谈他一九一九年“五四”那天参加火烧赵家楼的经过。吴晗提醒大家不能光往回看，更重要的是注意现在，重新提出当年的口号和要求。
联大历史系主任提出了不同的论点，认为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否则学生越闹得凶，越给国家造成不幸。他的话音一落，事先躲在阴暗角落的特务学生，大声呼应：“说得对！我们拥护！”闻一多见此情况很是震动。
破坏分子被人们轰走了，闻一多即席发言，指出反动糟粕的毒害，他说：“我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把它一起拆穿，和大家里应外合地来彻底打倒孔家店，摧毁那些毒害我们民族的思想。”
他的讲话给人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散会以后，夜已很深，学生伴着他回去，心里充满战斗友谊的幸福。
第二天，中文系举行文艺晚会，由闻一多和语言学家罗常培教授负责主持。破坏分子们卑鄙地把电线割断，大吼大叫，两人都没有处理这种混乱局面的经验，只好宣布晚会改期举行。
这是一场战斗，会议一定要开成开好。在重新组织力量的三天之后，仍然由闻一多、罗常培主持，一个盛况空前的讲演会举行了，校内外参加的达三千人。学生加强了戒备，捣乱分子不敢闹事了。
会上，十多位知名的教授、作家，分题报告了“五四”以后文学艺术的成就和问题。闻一多在会上说：“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冲毁孔家店，要打倒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通过纪念活动，党把昆明学生运动引向新的阶段。
联大的领导人、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原是闻一多的“老朋友”，他当面装腔作势地对闻一多说：“现在有许多现象确是不太像话，大家都说说话，也可以影响影响。”暗地里却布置喽啰监视闻一多的活动，造谣诋毁。
初夏的一个黄昏，吴晗受组织的委托，和闻一多作了一次长谈，请他正式参加民主同盟。闻一多起初有些犹豫，经过考虑后，他充满感情地说：“国事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都可以共事。”
闻一多对吴晗明确表示：为了工作需要，可以参加民盟，不过他的目的，是要争取参加共产党。以后，他和吴密切合作，通过这个当时昆明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政治组织，为党做了力所能及的许多工作。
当时大学都实行“聘书制度”，每年换发一次，不发新聘书就等于解聘。国民党企图用失业威胁闻一多，迟迟不发聘书。特务们叫嚷道：“谁搞民主，跟着共产党跑，就得给他们一点厉害尝尝。”
由于学生的抗议，国民党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虽然没有解聘闻一多，但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向他施加压力。他的文章，“报刊图书审查委员会”随意扣留，任意删改，或警告报刊不予登载。
接着传开了暗杀闻一多的消息。闻一多对于这些处之泰然，照常出门，照常工作。而对反动派的仇恨更为坚决。在昆明历次游行示威的活动中，他总是走在队伍的前面。
有一次，陈雪屏在会后故意拉着闻一多一道走：“学生骂我是特务、坏蛋，我真担心挨打！”闻一多说：“讲民主的人是不会动武的，倒是你那些信徒们老恐吓我，要干掉我！”陈雪屏厚着脸皮说：“今天我们俩在一起，保险安全了。”
一九四五年，爱国民主运动，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在全国蓬勃发展。闻一多虽然生活困窘，工作紧张，但在这一年写了近二十篇文章。他尽力试图运用新思想分析问题，对中国传统的旧东西进行批判。
“五四”又来临了，昆明学生决定组织一个空前的“五四”纪念周，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在操场举行纪念大会时，下了雨，人们纷纷找地方避雨，秩序大乱。
主持会议的学生没有办法，请闻一多维持秩序。闻一多站起来，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武王伐纣当天遇雨，臣子认为不吉利，建议改期。管占卜的人出来说：“这是天洗兵，老天帮我们的忙，把兵器上的灰尘洗干净。
闻一多有力地挥着手，提高了嗓音：“我们今天也碰上了这样的机会，这是天洗兵！不怯懦的人回来，走近来，勇敢的人站过来！”群众稳定了，会议顺利地开始了。一会儿，雨过天晴，大家欢笑起来了。
开完会举行示威游行。参加的人各行各业都有，共计一万多人，他们沿途高呼口号：“立即结束国民党独裁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缔特务！”闻一多和青年手挽着手，走在前面。
当闻一多站在近日楼边，看到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流，他感到一股胜利的欣慰。他认识到党的伟大和威力，除了党，谁能这样把群众组织起来，没有党，自己也不会变成这样呵！
这天，郭沫若应邀访苏路过昆明，他趁换飞机的时间，赶到市内与闻一多、吴等人相会，在冠生园欢聚。闻一多和郭沫若相交数十年，一共见过两次面，这次在昆明相见，是两人一生的最后一次。
闻一多经过一连串火热的斗争之后，利用暑假在陈家营乡下的研究所里，整理新学年将要开讲的《诗经》和《乐府》讲稿。突然，他的长子立鹤从城里赶来，手里拿着号外大声嚷道：“爸爸，胜利了！日本投降了！”
研究所的人都欣喜如狂，有人赶到小镇打酒，用狂饮庆祝胜利。善饮的闻一多这几年已很少喝酒，这时也高高举起酒碗，和大家一起“干杯”。
闻一多带着立鹤马上进城，匆匆去看望妻子和儿女。路过龙泉镇时，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找到一家小剃头店，对老板说：“打扰你一下，帮忙把我这胡子剃掉！”
店老板惊讶地说：“把这漂亮的胡子剃掉？”立鹤也替他可惜：“怎么舍得呵！闻一多说：“动手吧，老板，你知道，抗战胜利啦！”抗战胜利后剃胡子是他七年前的誓言，现在他要履行自己的诺言。
闻一多赶回宿舍，满院的孩子都向他伸出了大拇指，喊：“顶好！顶好！”他习惯地摸了摸已经没有胡子的下巴，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吴晗表示惋惜，对他说： “你那把胡子剃得太早了！”
真的，人民很快被美蒋反动派抛进失望的深渊。当坚持抗战的解放区军民发动大反攻时，蒋介石却命令日伪军就地维持秩序，不要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闻一多在宿舍里和同事们交谈时，面庞上都抹上一层抑郁的阴影。
闻一多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中。他清华时的同学罗隆基说：“一多善变，变得快，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不知变成什么样子？”闻一多哈哈大笑说：“这一回变定了，我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
重庆和平谈判，蒋介石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可是墨迹未干，他就撕毁协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漫天烽火，遍地血腥，教育人民抛弃幻想，闻一多等人更坚定地投入了斗争。
昆明“反内战大同盟”为了掀起反内战的声势，决定召开一个群众大会。特务们不断制造混乱，均未得逞。突然，一个自称“王老百姓”的人强登讲台，叫嚷“要代表老百姓讲话”。
会议主持人认出这家伙是个特务头头，指着他说：“同学们，这个‘王老百姓’，既不姓王，也不是‘老百姓’，他是国民党省党部的执委，大名叫做查宗藩。”人们怒吼起来：“把他拉下去！”特务原形毕露，抱头鼠窜。
国民党见此情形，调动军队包围了校园，枪炮齐放，在会场上空织成火网，秩序大乱。这时，闻一多出现在讲台上，他的吼声压住了枪炮声：“这是考验我们反内战的决心！勇敢的人，不要怕！··”
人们安静下来。特务们把电线割断，人们立刻把准备好的汽灯点燃。在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中，通过了《制止内战的通电》和《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国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
国民党见枪炮威吓不成，竟无耻地宣布戒严，把几千人阻挡在冬夜的城外。御用通讯社和报纸，把这一事件说成是“西郊匪警，昨夜枪声”。这种造谣诬蔑，使学生不能忍受，各校发表宣言，宣布罢课。
国民党使出残忍手段，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了血腥屠杀，打死四人，打伤二十五人。闻一多赶往医院，见同学们抬着死者、伤者走来，鲜血酒在路上，他痛苦地低下头去。
特务赶来拦住去路，殴打医护人员。闻一多奋不顾身地走上前去，厉声说：“你们想干什么？难道打伤了人还不让医治？”失去人性的暴徒们，在人们的怒视当中，呼啸而去。
“一二·一”惨案的鲜血，并没有把青年吓倒，而是更加斗志昂扬。闻一多参加了教授会，一致通过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控告凶手李宗黄、关麟征，并宣布“无限期罢直到学生复课时为止”
昆明进步青年创办了《人民周报》、《文艺新报》等刊物，闻一多指导这些刊物的编辑工作，并积极撰写稿件。他和张奚若、吴晗等人创办《时代评论》，“一二·一”血案发生后，他们鼓励编者出版纪念殉难烈士的专号。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庆祝政协成立大会时，郭沫若、李公朴被特务打伤，闻一多无比气愤。他执行党的指示，组织了“昆明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抗议重庆‘二·一O'血案、坚持严無‘一二・一'裾首大会”。
闻一多主持了会议，他指出“执政者的无信，执政者的执迷不悟和对人民的欺骗”。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直到天上闪着星星，队伍才转回城内。
三月十七日，举行四烈士殡葬典礼，这是“一二·一”运动最后一项活动。市民纷纷聚集街头，路旁人山人海。三万人的巨大行列默默地行进着，闻一多和其他进步教授，坚持了近八个小时的游行。
闻一多主持祭礼，晚霞斜斜地射来，把一片余晖洒在墓地上。他悲痛地向战友们说：“血债是一定要用血来偿还的！”几万人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声音：“我们要集中所有的力量，向反动派法西斯余孽痛击！”
教育部正式宣布西南联合大学结束，暑假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将分别在平、津上课，从五月份开始复员。五月四日，联大举行结业式，欢呼声中，树起由闻一多书额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云南大学张灯结彩，人们喜气洋洋地纪念“五四”二十七周年，这标志着昆明学运已步入一个新阶段。闻一多和新自重庆归来的李公朴，出神地欣赏着学生们表演的节目。
锣鼓响了，一男一女扭着秧歌出来，这是解放区风行一时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闻一多初次看到这样新型的艺术，心里异常感动。
李公朴抚摩着头上新愈的伤口，满怀激情地说：“昆明毕竟有一个民主堡垒，在重庆校场口开会，头给打破了··今天在这里，热火朝天，我感到四周都是力量。”闻一多哈哈大笑：“你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说得真好！
这是国民党惯用的掩耳盗铃的手法，每当干坏事的时候，必先制造舆论。果然，市上风传“悬赏二百五十万购买闻一多的头颅”。联大第一批复员北平的学生出发时，流着眼泪对闻一多说：“闻先生，你千万要随时小心呵！”
联大教职员宿舍，人们忙着收拾行装。一位学生问闻夫人为什么没收拾东西，她苦笑着说“这有什么好收拾的，满屋子破，湊起来不够一张飞机票的铁哩！”
“这样倒也省事，轻装坐飞机，保险不会超重。”闻一多风趣地说着，大家都笑了。学生问他有何打算？他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约我去讲学，可以携眷同行，可是我觉得北方青年需要我，我应该回北平去！
学生高兴地说：“你这么决定真是太好了！今天还是鼓的时代，国家多么需要你这样一个鼓手！”闻一多深情地说：“能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是我最大的幸福！何况，人民在苦难中，我怎么能离开我的乡土和人民！
旧历端午节，闻一多参加纪念“诗人节”，筹划组织一个为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组织。会后，有人拿出家藏的泥金折扇请他题字，他写下了两句《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血腥的恐怖，使闻一多不是“太息”，而是满腔怒火。蒋介石以五十万军队向苏皖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全面打响。尽管他也准备离开昆明，但他始终没有放松承担的责任：“我留在昆明一天，就要战斗一天！”
闻一多不顾恐吓威胁，和其他进步人士一道发起组织了“争取和平联络会”的签名运动，动员各界人民揭露反动派的罪恶，支持党提出的四项建议：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
就在这时，云南人民不堪剥削压迫，一些地区连续发生群众武装暴动。蒋介石闻讯手谕昆明当局“授权作一切紧急措施”。特务愈发猖狂，到处搜捕、查封。
联大师生很快就要走完，有关同志特地告诉闻一多，要他和已受到特务注意的人士尽快离开昆明；走之前，同各界人士举行座谈，建立联系，借此澄清特务的谣言和攻击。闻一多和李公朴等人都投入了这场战斗。
闻一多以民主同盟的名义召开了三个招待会。他站在各界人士面前，谦逊的学者风度，使人们心中的疑团顿解。通过这些活动，澄清了许多误会，也驳斥了特务无耻的诬蔑。好多人打消顾虑，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名。
昆明的刽子手们看到《和平宣言》，感到异常震惊。他们的面前摆着一份长长的黑名单，他们已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谋杀令，“特予”他们对李公朴、闻一多以“便宜处置之权”。
七月十一日早上，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离开了昆明。晚上，特务们就开始按着黑名单，用无声手枪，袭击了民主战士李公朴。
李公朴被拾到医院，临死前，他还勉力睁开眼来，说道：“一多呢，快告..诉他，不要让他···出··来，要他··保重··”直到天色微明，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闻一多赶到医院，站在李公朴的遗体面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公朴，你没有死！”他安慰了李夫人，对身边几个年轻人说：“死了的人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活着的，不能闲着。走，我们要给李先生复仇！”
闻一多来到民主周刊社，由民盟召开紧急会议，向云南警备司令部递交抗议书；组成“李公朴先生治丧委员会”，主持追悼及善后事宜；拍电报通报全国，把血腥暗杀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世。
李公朴被暗杀，闻一多奔走呼号，整个精力都投入治丧、宣传和抗议工作，早已不考虑个人安危。亲友劝他避开，他不为所动。他明白，在这个残忍的国家里，哪里还有安全之地？
特务窥伺闻一多，等待下毒手的时机。青年护卫着他，一连三天，敌人没有动静。晚上，闻一多对妻儿说：“遇着大风大浪，船上的人只有团结一心，同风浪搏斗，没有别的办法！万一怎样，后事我也顾不得了···”
第四天，一早就有人来告诉闻一多不要外出。九点多钟，他怕闻夫人担心，提起手杖说出去有点事，其实是去参加悼念李公朴的会议。一位青年告诉他，这个会在云南大学举行，由学生自治会主席主持，要他不用去。
闻一多沉思着，一种强烈的革命责任感激励着他，他断然地说：“这怎么行，李先生尸骨未寒，我们这些做朋友的，都不出席，怎么对得起死者，又怎么对得起生者？我可以不发言，但一定得去！”
闻一多随手从桌上抓起这几天收到的许多匿名信，沉痛地说：“··反动派放了一枪，就吓得畏缩不前，以后叫谁参加民主运动，叫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他轻蔑地把信撕得粉碎，坚决地跨出门去。
闻一多昂然走进会场。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愤怒地控诉反动派卑劣的罪行。然而一些戴墨镜的特务在会场中抽烟、说笑，甚至无理取闹。纠察队一再制止，他们也不理睬。
闻一多本来不准备讲话，看到敌人这样猖狂，抑制不住心头愤怒。他拍案而起，痛斥道：“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的，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他的话深印在听众心底。
云南大学学生护卫着闻一多离开会场，特务没敢下手。闻一多一路上不断称赞青年战友，嘲笑特务专在暗地干偷偷摸摸的勾当，害怕群众。同学们兴奋地唱着痛骂特务的歌曲《你这个坏东西》，一直把闻一多送到住宅门口。
回到屋里，闻一多轻轻走到床前，对正在挂念他的闻夫人说：“我回来了，你看，没事吧！”闻夫人躺在床上，苦笑着应声说： “回来了，就好好儿歇会儿吧！”
到了七月十五日下午，闻一多戴上眼镜，拿起手杖，从容地收拾了书桌上未刻完的图章，告诉儿子立鹤：“我到民主周刊社去开一个会，一会儿就回来。”立鹤说：“等会我去接你，会开完了你别走，等我来接。”
闻一多是为李公朴被刺事件去主持记者招待会的。过去这里开会总是谈笑风生，现在人群中混有特务，空气十分沉闷。他毫不介意，坦然地表明：“特务分子平常受的反动教育，不听民主的声音，今天就要给他们上上课。”
闻一多从李公朴被暗杀，历数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全面发动内战的罪行，吁请新闻界反映人民的希望与声音。特务分子挑衅地提出问题，他沉着地进行驳斥；特务分子讨了没趣，急忙溜走。
特务汇报了闻一多的行踪，特务头子凶狠地说：“今天一定要干掉，不能再用对付李公朴的办法，要干一个痛快！”他派出几辆美国吉普埋伏在西仓坡口和钱局口，把府甬道上的三个出口也都封锁起来。
立鹤去接闻一多，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闻一多送完客人，又和民主周刊社的同志们谈了一会，希望大家坚持工作，克服困难，争取刊物继续出版。大家想到他的危险处境，劝他早点回去休息。
府甬道上寂静无人，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父子俩边走边谈。刚走到宿舍门前，突然，从两旁平常很少打开的几家大门内闪出一群特务，叫喊一声：“站住！”就对闻一多头部及身上用美制冲锋枪扫射。
立鹤一面大声呼救，一面扑到父亲身上保护他。狠毒的特务立即向他连开数枪，他也倒下了。特务接着又向闻一多扫射，然后分头乘上吉普车逃逸。
闻夫人和女儿听到枪声大作，意识到事情不好，院里的同事邻居也都纷纷奔出来。附近民主周刊社的同志都赶来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闻一多身上多处中弹，鲜血像喷泉一样涌出来。
闻夫人抱着闻一多号啕痛哭，只见他脸色苍白，目光凝滞，口唇微微张动，像要说什么话；最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闻一多青年时期喜爱的诗句，恰似他一生的写照。
昆明人民不怕敌人的恐吓和禁阻，纷纷来到云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向烈士遗体告别，向住在医院的闻夫人和经抢救脱险的立鹤表示热情的慰问和敬意。
七月十六日和十八日，先后为李公朴和闻一多举行火葬仪式，昆明人民怀着愤怒的心情，千百成群地围在医院前面的广场上，悼念英勇的战士。无比义愤的气氛，表达了人民对反动派的严重抗议。
耗传到全国全世界，斥责国民党和声援民主战士的唁电纷至沓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自延安电唁闻一多家属。追悼会在各地相继举行。一个反对特务暴行的高潮在全国掀起。
在闻一多牺牲三年之后，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毛泽东对闻一多作了高度评价：“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
闻一多把自己生命中最光辉的时刻，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人民英烈，永垂不朽。闻一多和许多革命先烈的光荣业绩，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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