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24日，抗战英雄谢晋元被日伪收买的四个叛兵刺杀，不幸牺牲；谢晋元将军牺牲后，雷雄（“八百壮士”之一，机关枪连连长）接替了谢晋元的工作。同年12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公共租界被日本侵略者控制，“八百壮士”落入敌寇之手。

（谢晋元将军追悼大会上民众行礼告别。）

日伪势力妄图劝降孤军，但孤军官兵宁死不当汉奸。狡诈的日伪势力又生一计，将孤军官兵分散至南京孝陵卫、杭州南星桥，甚至是遥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充当劳工，妄图分化、瓦解他们的力量。

1942年9月，约100名四行孤军被日本侵略者强行从“八百壮士”集体中分离出去，押至安徽芜湖裕溪口充当劳工。这些孤军官兵由雷雄带队。

日本侵略者掠夺性地开采淮南煤，大批煤炭从水路经巢湖转入裕溪河，在与长江交汇处的裕溪口转装轮船沿长江外运，有很多运往日本。

每天扛煤的劳工要二三千人，日本侵略者为防劳工逃跑，在河中的半岛上搭简易工棚，劳工睡在岛上，四周有八道铁丝网，严密警戒，劳工们上工收工都用船驳运，在码头扛煤时也被看管得很紧。

劳工们饭都吃不饱，处于半饥饿状态，每天扛煤不止，两个人一箩筐，重200斤，不分寒暑，从早到晚，天天不停地扛，累死饿死再调人补充。

在裕溪口的四行孤军一直在注意周围的情况，设想逃跑的方案，但是因为敌人看管严密，难以实现。

在码头一带活动的新四军游击队，派人联络孤军，愿意帮助。雷雄便开始布置，组成三人一组的战斗小组，随时准备行动。1943年春节，敌人戒备放松，除夕（这一天应该是1943年2月4日）下午四时提早收工，雷雄吹响了口哨暗号，孤军分头扑向日军哨兵，将日军哨兵打死，夺得一些武器，并和其他劳工纷纷向山上跑去。当日军追来，千钧一发之际，游击队在山上吹响了军号，日军不明情况，不敢穷追。

雷雄带领孤军战士卢鸿信、周福其、杨养正等29人到了桃花乡新四军驻地，拿出证明身份的谢团长纪念章和印有四行孤军工业社字样的毛巾等，受到部队领导的热情接待，其中一位姓白，孤军周福其一直记着他。雷雄因要汇报孤军情况，便带着十几个人继续北上。新四军给每个人发了一套衣服、500元钱和路条。

（谢晋元和孤军四连长，中为谢晋元，后排自左到右为邓英、雷雄、上官志标、唐棣。雷雄，“八百壮士”之一，机关枪连连长。1944年，雷雄因患严重的胃病治疗无效，在湖北省老河口逝世。）

新四军对孤军战士们的解救和帮助，深深地镌刻在周福其（“八百壮士”之一）的记忆里，多年之后他回想起这段经历，当年的一切仿佛都历历在目。在周福其的口述史《关于四行仓库战斗和裕溪口暴动的回忆》里，年逾古稀的他述说起这段历史依然是非常细腻。

“在裕溪口，我们总共呆了三、四个月，由于情况不熟悉，一直没有逃跑。后来，新四军游击队知道我们是四行孤军，并了解到我们的处境后，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帮助，多次派人同我们联系。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想逃出去的话，他们愿意派人接应。最后双方约定了起事的时间和办法，雷雄等人制订了逃跑计划，这些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卢鸿信（“八百壮士”之一）事后告诉我的。

1943年春节，除夕那天收工时，团长雷雄吹响了预定口哨。在他的带领下，卢鸿信与另外两名士兵打死了日军哨兵，夺取了他们的武器，卢鸿信夺得一挺轻机枪，其他两人也夺得两支步枪。之后，我们纷纷往不同方向朝预定的新四军境内跑去，日军发现后，急忙调兵追赶。卢鸿信等人断后，他们同敌人交上了火，掩护我们逃跑。当时他（卢鸿信）右脸颊受了伤。这时，新四军游击队在山上吹响了军号，日军不明情况，未敢穷追。到新四军境内，我们受到了新四军官兵的热情接待，其中有一位姓白的首长，我仍记忆犹新。

新四军当时欢迎我们参加他们的队伍，但去留自由，我们中有一部分加入了游击队，受伤的卢鸿信就在新四军医院里治疗了一年多，直到完全恢复健康。我同雷团长执意北上，当时，新四军发给每人一套衣服和五百元钱。”

同为“八百壮士”、同样是从裕溪口逃离日军魔掌的杨养正，在他的采访记录《血与火的记忆》中，也提到了新四军帮助他们的细节：“（在新四军驻地）休整了一段时间，临行时新四军给准备了御寒衣物和鞋袜，还专门派出部队，护送他们（雷雄等孤军战士们）过了日军的封锁线。”

（两位湖北籍“八百壮士”幸存者卢鸿信（右）与周福其合影 （均已故））

此外，1942年7月，被侵华日军强行押至南京孝陵卫的部分孤军，其中的庞济凯、万连卿等8人，在当年秋天想办法探明路径，逃出日伪魔掌。他们到达句容县茅山集中，受到新四军游击队热情接待，每人发了路条和300元钱。后来，8位壮士遇到了从杭州南星桥成功逃离的陈祖谟（“八百壮士”之一），9位壮士后辗转去了重庆。

（1943年，全国慰劳总会欢迎自南京脱险抵达重庆的四行孤军九名官兵。）

关于这段经历，万连卿（“八百壮士”之一，谢晋元将军的勤务兵）的口述史《四行孤军报国记》中，他的述说也是非常细腻生动：“在茅山碰到新四军游击队，他们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说是孤军营的，并拿出纪念章和毛巾等物，于是游击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游击队把我们送到新四军旅部。当时新四军旅部的政治部有当时上海的学生，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对我们特别热情，还教我们唱游击队歌。在那里呆了两天，新四军见我们很想去重庆，也没强留，临行时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路条和三百元。”

（湖北籍“八百壮士”幸存者万连卿（已故））

新四军对四行孤军的解救和帮助，正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呈现。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同年召开“瓦窑堡会议”，1936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同年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会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照片为在延安召开的陕北红军主力改编誓师大会。）

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为顾全大局、一致抗敌，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捐弃前嫌，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的全面抗战。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懈坚守和不断巩固，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中迸发巨大的精神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所有抗日志士矢志不渝的力量源泉。

本期佳片有约带来管虎导演的电影

八佰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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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了民族不做奴隶而献出生命的英烈致敬

山河无恙，历史不会忘记你们的牺牲所换来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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